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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版改影版：“二次开发”要有“二次生命”******
作者：李勤余
最近热映的电影版《想见你》与剧版《想见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沿袭了原作的人物设定与情感逻辑，这让剧版粉丝在影院里收获了不少亲切感。但对于没看过原作的观众而言，影版《想见你》可能就不那么友好了。
这大概是“电视剧的电影改编”必须要面临的普遍困境。就市场而言，电视剧的电影改编是对一个优质IP的二次开发，是用最简单实用的方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观众而言，去影院欣赏由电视剧改编而来的电影，是对电视剧的二次消费，也是对集体共鸣的二次呼唤。看似是“双赢”的生产模式，却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能不能在新的媒介舞台上延续原有作品的艺术生命和人物魅力，实现或贩卖于观众而言未尽的情怀？
尽管就目前的情况看，电视剧的电影改编难度不小，难成主流，可它也未必是昙花一现。因为二度创作出来的电影不仅能开发出电视剧的后续商业价值，或许还能为当下的电影市场增添更新鲜的文本元素。
“电影范儿”的表层转换
不可否认，电视剧和电影在叙事长度、密度和容量上都有不同，但是把电视剧改编成电影，绝不应该成为浓缩剧情或砍去枝蔓的“精编版”。如果只是完成镜头语言的表层转换，而没有遵循不同媒介叙事规律的情节改编，由电视剧衍生出的电影就不会有属于自身的“二次生命”。
电影由于时长的限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多采用典型化的手法；而电视剧则没有此类限制，可以更细致全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多侧面地展示人物性格，让角色更有立体感、亲和度。曾经在电视上收获流量和热度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步步惊心》《何以笙箫默》等作品一进入影院立刻就遭遇惨痛的滑铁卢，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失去了大量的生活场景、人物对话和情节段落后，电视剧里原有的丰富剧情变得模糊琐碎，从而导致最终的叙事失焦。而观众对此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找不到重点”。
同样，剧版和影版《想见你》凸显的都是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剧中人一次次穿越，就是为了挽回悲剧，完成双向奔赴。但电视剧可以用大量情节铺陈相爱的经历、心动的过程，但在电影里，我们只能见到各种快速的剪切和转场。诚然，原剧粉丝仍能get到黄雨萱与李子维的“发糖”环节，但对原作并不熟悉的观众而言，就会感到突兀与生硬，很难完成与影片角色的共情。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剧的镜头语言以情节表现为核心，对视听造型功能创新化的追求会受到抑制。因此，从电视剧到电影，就应该让视觉效果更有冲击力，色调影调更加风格化，通俗地说，就是要有“大场面”，让电影“更像电影”。
比如，原本主打悬疑的电视剧《痞子英雄》到了大荧幕上就成了各种爆破戏、动作戏的集锦，画面虽然更酷炫，更有“电影范儿”了，但这种简单的电影化策略无论在票房还是在口碑上显然都与成功相距甚远。
类似的，影版《想见你》似乎也把力气用错了地方。这一回，“凤南小队”柯佳嬿、许光汉和施柏宇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台北的乡下，而是有了“双城故事”。但场景的丰富和格局的增大反倒换来了原作一系列元素的丢失，比如“自我认同”“校园霸凌”等社会议题不见了踪影，以至整部电影有跌落回“不负相遇”式庸俗爱情剧的危险。
不“破”不“立”的重构
那么，电视剧的电影改编到底该怎么做？文本之间的语言转换，不仅应该是对电视语言的解构，更应该是用电影语言进行重构的过程。所谓重构，就是对电视剧原有情节加以选择、提炼和重组，从而使戏剧冲突集中化、主题内涵凝练化、角色塑造典型化，以及场景设置功能化。
比如，电视剧《悬崖》注重周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虽然在给妻子的信中声明一生只爱她，但他又对顾秋妍产生了感情。等来团圆时刻，他的心中反而挂念着秋妍与莎莎。周乙不仅是一个冷静、谨慎、智勇双全的地下工作者，也是一个多情、纠结的普通中年男人。这种人性的复杂吸引着观众，也符合电视剧的叙事特色。但到了电影《悬崖之上》中，则主打谍战片的高精密、快节奏、强剧情、高概念，人物塑造也从主角的内心戏转向两大阵营的斗智斗勇、正邪难辨，用剧情的张力和逻辑的严密代替漫长的感情铺陈。这无疑是更符合电影叙事特色的拍摄手法。
遗憾的是，影版《想见你》似乎就拘泥于剧版的“穿越”概念无法自拔。时长的限制让电影没有了电视剧抽丝剥茧的乐趣，于是导演只能拉着观众一路狂奔，强行的自圆其说也显得有些不负责任。其实，在有限的篇幅里，何不将镜头对准因用助听器而被霸凌的莫俊杰、因性格内向而被排斥的陈韵如，甚至是比较“特殊”的王诠胜？对剧情走向的适当重构，不仅可以弥补电视剧的遗憾，也能深化电影的主题——对“边缘人”的关注。
“戴着镣铐跳舞”的多种玩法
在保持原作基本风格和主旨理念的基础上，由电视剧改编的电影还可以演绎出新的故事，完全有条件尝试多种玩法。比如，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就打破了电视剧原有的线性模式，选择了“三段式”，对文慧和杨铮的爱情进行了开放式的猜想。尽管电影的剧情设置也有不合理之处，当年也曾被不少网友吐槽，但这一尝试确实唤起了观众对现实生活和人生态度的多样性思考。
可见，即使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要能在维护原始文本完整性的前提下，赋予作品新的精神意旨，电视剧改编电影也能有多种玩法。就拿影版《想见你》来说，既然很难在逻辑的严密和情节的精彩上超越原作，何不顺着剧版曾经拍摄的彩蛋，去积极探索两位主角的爱情故事的多种可能？
未来，曾经的热门剧集《爱很美味》《寻秦记》《花千骨》的电影版都将陆续和观众见面。把优秀的电视剧改编成电影，可能谈不上对中国电影格局的突破和创新，但在具有特色的品牌营销下，倒也不失为一个相对稳健的市场策略。
但它们也免不了要面对影版《想见你》已经遭遇的困惑——是亦步亦趋，还是另起炉灶？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所谓“正确答案”，但在质量过硬的原创剧本依然相对稀少的当下，由电视剧改编而成的电影，或许仍会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说到底，先“破”，然后才能“立”，如果连超越和突破原作的勇气都没有，那么电视剧的电影改编注定是一条崎岖之路。（李勤余）
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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